王则柯的博客

                               ——摘自拙著《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中信出版社，2006，北京，120-121.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变量。政府不受约束是不行的。长期以来香港经济比较繁荣，我看一半的原因是中国当时没有改革开放和刚刚改革开放，香港作为中转站而获益。很多广东人移民到香港，都做生意并且都发了财，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可以这么容易发财的地方。另一半原因是香港法制健全。香港原来就没有民主，港督就不是港人选出来的，完全轮不上香港居民说话。但是香港的规矩很清楚，不会变来变去。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变量，如果不受约束，可以任意行动，危害自然很大。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先前在浙江工作。他觉得浙江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比广东高，广东作为经济大省，教育不应该落后。因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广东的大学以40％、60％的速度扩招，这让一些大学感到头痛。省委省政府把各大学校长书记找来，商议落实省里的计划，情况是大学必须扩招，不扩招不给教育经费。前几年要求大学扩招的时候，中山大学在珠海市的大力支持

1956年至1959年，我在广州市第六中学读高中。除了寄宿学校必有的宿舍区和大饭堂以外，六中有一座教学大楼，还有一些平房教室和实验室、图书馆。三层的教学大楼，首先要保证安排给高中初中毕业班的班级，多出来的教室，才考虑给其他班级使用。我们读高一的时候，高二有一些班级被安排在与我们毗邻的平房教室，但是我们升上高二的时候，安排有所不同了，高二的所有班级都迁入了三层的教学大楼。

六中的教学大楼正对着学校大门。每个星期的一个下午，可以在大楼面对校门的过道看着一些同学一起从业余体校训练归来。当时的青少年体校业余训练，每次的补助只有几毛钱。但是这些同学会跟我说训练完了很高兴一起买馄饨吃的故事。

1953年夏天，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毕业。考中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心理，就是希望能够住校，离开家庭过比较独立的生活。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中山大学，设立在原来岭南大学的地方，在珠江南岸邻近一个叫做康乐村的地方。我父亲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一直到一二十年前，内地大学还是有教职工和学生基本上都住在学校的传统。因了这一“惯例”，我们家就一直住在校园里面。市立广州第六中学，就在中山大学旁边，所以我们对于这所学校，多少有点了解，知道她是一所比较“大”的中学。这样，我就报考了这所学校。

我们的升中考试被安排在离开中山大学比较远的市立广州第五中学考场，录取的情况，也

广州地铁三号线局部建成通车以来，就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在体育西路站分出去一个北上到达铁路广州东站的分支。说它怪，是同在“三号线”的名下，却要换乘。

地铁方面当时的说明（大意）是：三号线分两段执行，一段从天河客运站到番禺广场，另外一段从体育西路到铁路广州东站。两“段”之间明明要换车，却都叫做同一个“三号线”。老百姓怎么也弄不明白，什么叫做分两“段”执行。按照这个逻辑，广州地铁是不是可以都叫做同一个“一号线”，然后在“一号线”下面分N“段”执行呢？

去年夏天以后，三号线的这个分支，已经延长到广州白云机场南站，成为广州的门户大动脉，给乘坐飞机进出广州的旅客以及周边居民带来很大的方便。美中

                       ——写于1995年春，发表于1996年10月8日的《岭南文化时报》

   “黄昏时候，有个青年，徘徊在我家门前。……”

    艺术是历史的见证。听到《有谁知道他》这支熟悉的前苏联民歌，女儿对我说，那样的意境再也不会有了。可不是吗，现在人们大多住进了高层公寓，即使是农村的单门独宅，也是密密麻麻地挤在路旁。谁要是在别人家的门前徘徊来去，不被人认作疯子才怪。如果倾慕或相约，打一个电话就行了，连写信付邮都大可以省去。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就是这样“摧枯拉朽”般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难怪艺术家咏唱，“什么时候，哇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惊问“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的确，我也曾经以为，就社会而不是个人而言，经济的力量几乎不可抗拒。前几年在美国到艾米什部落看过，却感到也许要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