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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柯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日志

 
 

崇明野炊,——在上海当孩子王的片断经历  

2012-02-28 09:33: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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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在上海《书城》2012年第二期

 

 

鲁迅先生诗云:“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从1965年到1974年,则柯曾经“十年居上海”。不过我的角色,主要是在上海市五十二中学当孩子王,穷于应付,离开“每日见中华”的境界,非常非常遥远。

 

孩子王

 

刚刚毕业分配到五十二中学的时候,我的任务是教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暑假以后,我随班而上,并且还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个年级原来应该在1966年的七月毕业,可是在之前的六月,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已经爆发并且燃烧到社会的所有层面,中小学也“停课闹革命”,于是这届同学的“毕业”,也就被拖到了1968年。那年头,学校教育的本来功能和师资配置,已经基本上被废弃。不少老师都是接一班学生进来,像带幼儿园小朋友那样,从头到尾陪伴着,一直到他们毕业离开学校。特别是我们这样一方面“年富力强”另一方面不可能“另有重用”的老师,难免要充当孩子王的角色。

送走担任班主任的第一个班以后,大约在1968年下半年,我接手一班在小学“读”了不止七年的学生,他们在1972年底毕业。期间,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五十二中学这所原来初高中各三年的“完全中学”,变成四年制的中学,不分初中高中。第二个班毕业以后,我还带过一个班,可是在陪伴他们还没满四年的时候,我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非常幸运地得以调回广东和家人团聚,就不能陪伴他们到毕业了。所以,我真正从头到尾带过的,就是1968年入学的那个班。他们从四年制不分初中高中的中学毕业,文革以后好像都被定位为初中学历,其中只有很少同学,经过后来恢复的高考,上了大学。

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我唯一从头带到尾的那个班的故事。

 

学军学工学农

 

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期间发布的“最高指示”。我们这个班集中的“学军”,是林彪去世以前那个春天在上海郊县的“野营拉练”,最远走到接近江苏太仓的地方。师生每天背着铺盖行军几十里路,晚上睡在分派好的“人民公社”社员家里。秋天那个学期他们“学工”的工厂,是上海市东风肉类加工厂。就在他们这次“学工”期间,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1972年春夏,我们在崇明县的港西公社“学农”。一年前“学军”拉练的时候,每个班称为一个连,每个年级称为一个营,整个学校称为一个团。现在学农,继续使用这种“番号”,整个年级就叫做一个营。同学们分散住在社员的家里,生产队会安排一些竹榻给学生做床,也动员一些社员把门板卸下来给学生做床。

记忆中,我们这个“连”,下面就是四个“班”了。究竟为什么跳过了“排”的建制,再也想不起来。

刚刚住下的时候,同学们问我怎么打水洗脸,我说就在池塘里打水好了。后来看到社员会在池塘里粗洗,我才知道自己太轻率了,幸亏还没有出事。水井确实不多,但崇明是个运河成网的农业县,生产队给我们使用的厨房后面几步路,就是一条笔直的可以行船的运河。

五十多位学生要在这里“学农”一个学期,吃饭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为此,我精心安排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学做大厨,任由她物色一位同学做她的助手。另外,还安排一位男同学管账。管账的男生,在同学当中不大有号召力,但是他比较可靠,颇能坚持,这就够了。至于那位大厨同学,如果拿到现在,一定很有号召力,可是她填表的“家庭出身”,接近当时认为最不革命的阶级,在大革文化命那个年代,忌讳在政治上出头。

 

劳动强度

 

那时候在上海教中学,体力劳动很多。大革文化命以前,就已经这样了:首先,老师们自己每个星期都要被安排至少半天的体力劳动,哪怕只是把破砖头搬过来搬过去,因为这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要求;另外,还有每学期半个月和学生一起下乡的“双抢”劳动,即抢收抢种,干很辛苦的活。时间最长的,则是大革文化命期间带学生下厂一个学期的“学工”劳动,和下乡一个学期的“学农”劳动。以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劳动来看,体力付出最大的,是割稻子的劳动和插秧的劳动,那累弯了的腰,好久才能调整过来。经历过的强度最小的劳动,是摘棉花,不过那时候没人有墨镜,眼睛还是很累。

我带队的下厂“学工”劳动,因为工厂位于市区,同学们每天清早离家到工厂,分散到各班组劳动,傍晚和工人一起下班回家,所以并不需要我操多少心。可是带队下乡“学农”,就不是上下班那么简单了,不仅吃喝拉撒全部要管,而且因为同学们空余时间很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弄出点什么事情来,所以我必须二十四小时打醒精神,——至少原则上是这样。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富好奇心的时候,创造力也不可低估。五十多位十几岁的孩子被长时间召集在一起,如果安排的节目不丰富,那是容易出事的。记得带队下乡刚刚安顿下来以后,我就急着与生产队长商量,怎样尽早给我们的同学派工。其实那时节生产队自己都还没有多少集体劳动呢,社员们忙的是自己的私活或者家务。耐不得我一再催促,生产队长就说,“大家去田里捡砖头吧”。原来,在生产队主要是种水稻的农田,还是有一些碎砖头碎瓦片那样的废弃物参杂其间。反正我们要找事情做,队长就想到把这些废弃物从田里捡走。

同学们问房东借了柳条筐,就下地了。农田早已放干了水,仍然在休闲,穿着布鞋走在上面,都没有问题。春寒料峭,田野空气特别好,沁人肺腑。刚刚下乡住入农家,同学们难免有点兴奋。毕竟是城里人,衣服怎么说还都是干净的,女同学的棉袄,更难免有些碎花。“下乡”了,“干活”了,应该很脏很累啊,却想不到原来“干”的是这么轻松惬意的“活”。不知道是谁先哼起来的,很快,翠丽的女声就在田野上唱了起来: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不过男同学没有跟上。

崇明野炊,——在上海当孩子王的片断经历 - 王则柯 - 王则柯的博客

                                                                                      感谢ZhWJ同学提供老照片电子版

 

 前面说过,我自己参加过的体力付出最小的劳动,是摘棉花。可是这些同学在早春的田野上“捡砖头”,那就真是太舒服的休闲活动了。四十年以后,城里人的郊游,哪怕是所谓深度郊游,再怎么花钱,也达不到那个悠闲享受的境界啊。

 

“以学为主”

 

我心里非常清楚,带着五十多位同学下乡“学农”,“不出麻烦”是最重要的考量。其他一切,包括劳动干得怎么样,是不是培养了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为生产队和“贫下中农”做了多少好事等等,顶多都只是“不出麻烦”基础上锦上添花的事情,出了麻烦的话,别的再怎么了不得,也是白搭。而要不出麻烦,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被有兴趣的集体活动和集体作业吸引。

上面提到的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最高指示”,前面还有半句,合起来就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后面接下去还有,那就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条“最高指示”的逻辑,有点别扭。明明强调的是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表面上却把“学文”放在“为主”的位置。我就借着学生“以学(文)为主”这一本来软弱的“最高指示”,向生产队商借了一个仓库,放一些条凳,忘记是怎样得到一块黑板,一个人唱独角戏,努力给同学们安排一些“文化课”。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把条凳和黑板都搬到晒场上,在初春的阳光下上课。

文化课的首选,自然是鲁迅,从鲁迅“运交华盖欲何求”前面的“达夫赏饭,闲人打油”说起,可以讲到张打油的“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但是作为共和国十七年一位标准的“理科生”,毕竟肚皮里面墨水有限,哪怕我把浑身解数使唤出来,也没有多少份量,所以这样的文化课很快就难以为继了。何况,同学们在这种听故事形式的文化课上,因为基本上只是听众,参与度很低,精神不容易集中。环境如此,我总不能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或者晒场上,给学生讲几何、代数。

 

队列操练

 

很快,我发现让大家唱歌,是消除疲劳恢复精神的好办法。讲课告一段落,赶大家出去走走,伸伸懒腰,回来以后首先齐唱一首琅琅上口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多半可以维持半个小时的精神。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对于队列歌曲就有一些偏爱(参见拙著《五十年前读北大》),这时候就想到,何不干脆开展队列操练?首先,队列操练比伸懒腰强多了,很能够养成集体主义精神。要是能够结合队列歌曲,那就更好了。

开始的时候,同学们还是像在学校时候全校一起听着广播做操那样,懒懒散散,勉强应付我的口令。可是在我严厉训练了两三次以后,他们自己的精气神就上来了。这时候,我的成就感啊,真不是一般般啊。这不仅是因为很快就达到了队列操练预期的直接目的,而且因为我太知道一个集体的凝聚力很可以因此而形成。

严厉训练之下,我的付出也很大,甚至可以说声嘶力竭。这时候我就让四个小班分散自练,每次结束之前都相互评比。评比之间,凝聚力慢慢形成,荣誉感同时产生。荣誉感的力量,比我独自严厉吆喝,管用得多。

因为分小班自练,每个小班都要有人“号令”全“班”,同学们很自然都会一再尝试谁号令得好。结果,胜任的“操练班长”,就这样自然冒头了,别说没有人才。这个过程,完全是“业务挂帅”的,并不计较大革文化命年代“出身第一”的政治标准。小气候这样,我也就“不拘一格”用人,物色能够代替我号令全“连”的同学。其中一位同学,大家叫他“扁头”,平常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可想不到偏偏口令喊得很好,把队伍指挥得似模似样。我也就不忌“重用”,让他在我们全“连”“号令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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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ZhWJ同学提供老照片电子版

 

写到这里,觉得韩愈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至少不是一个普适的命题。我不怀疑有些千里马是被独具慧眼的伯乐发现并且栽培起来的,因为伯乐应该比我等凡人高明许多。但是只要允许尝试允许竞争,更多千里马可以自己跑起来给你看。至于作为制度设置,那么开放自下而上的竞争,一定比死守自上而下的伯乐认定来得好,因为后者埋藏“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危险。

 

五线谱

 

队列操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还想增加一点“学文”的味道,往心灵的深度发展。于是不知道怎么样就冒出了尝试教同学们认识五线谱的念头。好在顶头上司的心理是不出麻烦就行,所以如果我五线谱教学的尝试失败,也不大会有被打屁股的危险。当然,歌曲的题材还是要掂量一下的,不能够公然齐唱已经被定性为“反动的”或者“腐朽的”歌曲。

这个念头的时代背景,是革命样板剧目《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五线谱总谱,刚刚在全国许多报纸上刊登不久。当时我们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一样,在“配合”和“紧跟”的名义之下,有过一个大动作,那就是组织《钢琴伴唱红灯记》的钢琴演奏。工宣队带领几位身强力壮的员工,千辛万苦把学校那架几乎被忘记了的旧钢琴从三楼的琴室搬下来,在学校操场中心搭了一个台子,请一位会弹钢琴的同学演奏给全校同学听。当时学校里面按照出身标准“政治好”的同学,大体上是两类。人数比较多的一类,是家庭生活比较拮据的同学,所谓苦出身是也。他们没有条件学习钢琴。人数比较少的一类,是学校附近东海舰队司令部军人的孩子,虽然他们家境不错,无奈他们的父辈还不认识音乐和钢琴的价值。结果,只好在懂得一点钢琴的极少数几个同学里面,挑出一位家庭出身还算可以、平常政治表现也差强人意的女生,担此大任。

那架钢琴尘封多年,现在匆忙上阵,主事者根本不知道需要调音,别人也不敢提出需要调音。不过,整个活动完全是政治行为,只要叮叮咚咚弹了下来,就胜利完成任务。当那位会弹钢琴的女生上台演奏的时候,全场投来的全是羡慕或者夹杂妒忌的眼光,这才是潜移默化的事情,至于具体懂不懂钢琴倒不怎么要紧。我自然清楚,这个年代只要非音乐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五线谱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可以激发起同学们对五线谱的兴趣。于是,我就从五线谱入手,在学农期间持续做了好几个月的音乐知识普及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是,一直没有同学对此会觉得疲倦。

 

梁师恩泽

 

我从小在音体美方面笨拙得很。不怕您笑话,这正是我虽然被窥破心思的高中同学讪笑了三年,却好多年鼓不起勇气追求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邻班同学的重要原因。那个时候在广州市第六中学读高中,像我这样体育音乐都不好的同学,哪怕功课很好,也站一边去。但是在大革文化命期间带队下乡学农的特殊环境下,我却能够给渴望的学生上音乐启蒙课,实在得益于我小学时代的音乐老师。

我在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时的音乐老师姓梁,大家都叫他梁公公。他身材精干,双眉下堕,小胡子一撮,分明是一个永远严肃却又严肃不起来的人。梁公公把音符说成“豆豉”,说五线谱是“豆豉上楼梯”(离开广东,也许说成“小蝌蚪上楼梯”更好)。小学几年,他一定给我们上过许多堂音乐课,但是时光流逝,除了他教授五线谱知识的背诀G-D-A-E-B-F-C和4-1-5-2-6-3-7,以及“豆豉上楼梯”要跨五个全音、两个半音以外,所有别的内容,我都已经忘个一干二净。其实我的音乐课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好的成绩。想不到,凭着G-D-A-E-B-F-C和4-1-5-2-6-3-7的记忆和“豆豉上楼梯”要跨五个全音、两个半音这一点点最起码的理解,我这个二等学生,在二十年以后可以给我自己的学生做音乐启蒙教师。

几堂理论课以后,当同学们在纸上画上五线,跟着我描上音符,能够先是机械地后来动情地唱出朝鲜民谣《小白船》的旋律的时候,我的音乐课就成功了。“蓝蓝的天空银河水,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桨儿桨儿看不见,船上也没帆。飘呀,飘呀,飘向西天”。在那个年代,难道还能期盼更多东西?

《小白船》这节课以后,一位从来不主动唱歌的大个子男生,还津津有味地跟同学邀功说,当大家跟着我机械地唱出音符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那是一首“真正的歌曲”,而不是前两天那种纯粹的音符视唱练习。男声的发威和升华,是一个合唱队成功的关键。我们这“有教无类”的一个班的歌唱,不好说什么成功不成功,不过对男声的倚重,道理还是一样。

就这样,同学们开始爱上音乐了,哪怕还是非常非常初级。但是如果从当时他们同样不懂的简谱入手,我想同学们一定没有面对五线谱这么大的成就感。

 

歌唱美丽

 

粗懂五线谱以后,同学们热心寻找一切可以找到并且可以放歌的齐唱和合唱,歌曲一时似乎承载着班级的灵魂。当时我们选唱的歌曲,自然只能是现在所说的“红歌”。不过,红歌的范围也很大,我们会挑那些节奏明快旋律优美的歌曲。

队列歌曲方面,我们高唱《打靶归来》、《我们的连队好》。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在仓库和晒场坐着和站着的时候,我们固然唱当时热播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也发掘好像还没有被批判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以及歌颂军民鱼水情并且富于民族色彩的《洗衣歌》和《库尔班大叔您呀您上哪》。

很可惜我内心热爱的苏联歌曲当时相当犯忌。期间,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访,我方的乐队在周恩来总理的欢迎宴会上为客人演奏《乔治去参军》。同学们从新闻电影上看到这个情境,觉得《乔治去参军》已经被“解放”了,就把大革文化命以前歌本上已经刊行的这首歌找来。“春风吹动橡树叶儿沙沙响,我们的青年乔治参军上战场。……”那就有了一点异国情调。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并不热衷越南和朝鲜的歌曲。

记录影片《红旗渠》的主题曲《定叫山河换新装》,是真正的合唱。“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这首歌,我们班级唱得很好,可以说代表了我们班级的歌唱水平。也曾经试图排练《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后来放弃了,因为这首歌的合唱难度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大。

音乐和歌声仿佛有想不到的力量:在那非常困惑的年代和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这个班级方方面面倒还过得去。

一个学期崇明学农当中,有一个星期回沪休整。我们来回崇明,都是在南门码头上船下船。启程回沪休整那天从南门码头上了船,自豪感强烈的同学,一直纵情唱歌。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高唱男女声对唱形式的歌曲《库尔班大叔您呀您上哪》。当“库尔班大叔”的男声呼唤“聪明美丽的姑娘们”的时候,全班女声忘情地回应“哎哎——”,旁若无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公然就敢歌唱女性的美丽了,在那个大局非常荒唐的年代。

 

原罪全身

 

实际上在我们“连队”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经过南门街道走向码头的时候,我们这支高唱队列歌曲的整齐队伍,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以至于一些居民,从楼上探头出来观看。大革文化命时候那个乱啊,哪里见过老师可以清净地躲在一边的一班这样富有朝气的同学,踏着整齐的步伐,自己走过?同学们自豪地高唱:“我们的连队好呀,连队好,英雄连队红旗飘。……”那气势,很有感染力。

自然,羡慕以外,也有妒忌。上船以后,我就听到实际上是故意说给我听的“评论”:“连队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我内心倒是觉得,大家都觉得自己的集体好,才是真正的好集体,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做班主任的老师,总的来说年纪都不太大。当时,对老师们实际上有一种并不言说的划分。从我这样三十岁左右往下说吧:和我一样在大革文化命以前从大学毕业的老师,被界定为“十七年黑线”的受害者,哪怕不是“毒苗子”,至少也“中毒”很深;大学读了一半遇上大革文化命后来毕业的老师,叫做从“十七年黑线”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政治地位就比我们高;更加年轻的只在相当于短训班培训了一两年的老师,被认定基本上没有“十七年黑线”的负担,政治地位就更高,常常是工宣队表扬的对象。所以,我这个班受我牵累,从来没有上过表扬榜。但是同学们完全不计较这个,很能够自得其乐。

至于我自己,早就明白是原罪之身,哪敢奢望丁点褒奖?现在因为是下乡学农,有点“天高皇帝远”,得以借着“学生以学为主”的“最高指示”,打打擦边球,造就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和谐的小环境,得以轻松一点愉快一点,而且日后也能够全身而退,这已经是上帝给我的恩赐了,夫复何求?况且,那些经常得到褒奖的小女生同事,日常的应对已经够她们操劳的了,她们过得并不容易。

 

河滩野炊

 

一次,我和负责与营部联络的同学一起,到学农的营部开会。当时崇明的公共交通很不方便:首先是没有现在的号码车,剩下长途车形式的公交,自然稀疏得很。不过,沙土公路还是不错。所以来往营部,我们都是步行。

沿着公路往回走的路上,我远远看到想必是在崇明岛江边的一个地方,有一座牌坊模样的建筑。虽然距离很远,看到的只是蒙蒙眬眬的外形,但我还是能够判断,那是一座水闸。我想,水闸外面,应该是长满芦苇的滩地,我们可以在那里野炊。

于是我布置在一个清朗的下午,开拔到那个我们谁也没有去过的河滩野炊,上午大田劳动回来稍作休息就出发。我请厨房给每个班买两块咸肉,让他们自己准备一点豆子之类的配料。因为从生产队通向公路的田埂很窄,我们全连按照一班二班三班四班的次序,展开长蛇阵前进,每班都背着烧饭的家伙。

一路行军,两小时后我们来到崇明岛西南方向的滩涂上,堤里堤外,芦苇茫茫,风过处,沙沙作响,荡起层层波浪。从大堤下去,靠近大堤的滩地相当结实,不必担心走在上面会陷下去。土壤松软,用土块堆出土灶,非常容易。殷红的夕阳,静静地斜挂西边;湿润的凉风,夹杂着芦苇的清香沿着江边吹来。大家欢快地收集芦苇枯叶作燃料,垒灶、生火、烧饭,一阵忙活,终于开饭了。最香的,是咸肉豆瓣汤,让我不由得要咽口水。当时我就发现,有些同学擅自偷摘了社员们点种在田埂和大堤边坡的一些蚕豆。好在“多乎哉,不多也”,我也就没有马上批评他们。记得鲁迅先生写过自己童年时代的野炊,也有类似的情节,没看到他有多少反省。

吃饭的时候,太阳就要“下江”,从浩瀚的江面下坠。我一个急口令,让大家蹲着欣赏日落,等到整个红盘都坠下江面看不见了,再马上站起来,这样就“又可以欣赏一次”日没。这也让他们一些人兴奋了一会儿。

江边上孩子们兴奋、忙碌的身影,在晚霞辉映下,已凝成剪影,让人难忘。

 

月夜联欢

 

从生产队出发去野炊之前,我就说好野炊以后要搞一个联欢,每个人都要出节目。说是这么说,到时候能否把每个人动员起来,还真是没有把握。

本来是设想在大堤上联欢的,可是出发去野炊的路上,我们已经发现路边不远处有一所学校,遂改变主意,决定到这所学校联欢。皓月当空,学校一片寂静。我们轻轻地推开虚掩的学校大门,倒也有一位尽责的门卫走过来问究竟。我们说明来意,只是想在学校的草地足球场上联欢一下,门卫也善解人意,让我们进去。大家在草地上围坐成一个圈子,拉起了节目。

野炊激发的兴奋,激荡着大家。事后大家说,想不到某同学也站出来独唱。这某同学,是一位作用不大的班干部,一向温吞水,行为悠慢,彷佛总是没有激情。他从来没有单独哼唱过什么,并且在他也认真参加的齐唱合唱中,别人也难以辨认出他的声音。

作用不大,怎么又当班干部呢?这只因为学生们入学的时候,家长们填写学生表格的“家庭出身”这一栏,普遍太老实,结果从表格上看,全班就没有几位同学的“家庭出身”像“革命干部”或者简简单单两个字“工人”这么过硬。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要是干部“班子”配备不好,可是个招惹的事,哪怕只是区区一个学生集体。反正这位同学老实本分,进入“班子”也没什么不可,因为我自有其他用人的途径。事实上,如果我委托一些同学做什么事情,哪怕完全没有名份,他们也非常乐意。

正是在这次联欢之中,我向同学们贡献了一首苏联歌曲。月如银盘,月光静静地泻在校园的草坪上。我席地盘坐,气定神闲地唱了孙维世填词的《德涅伯河》:

 

“在乌克兰,遥远的地方,在那清澈的小河旁,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这是我们亲爱的故乡。

“……”

 

歌词最后不是唱到“伟大的列宁,领导我们前进,我们走向自由光明”吗?借着“伟大的列宁”,孩子们听到了完全不同的歌声。

 

多年以后,一些同学在首次跟我重新联络上的时候,都会诉说在那非常迷茫非常荒唐的年代,是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让他们的学生时代,能够留下一点闪亮的回忆。有的同学甚至用上海话说,咯晨光“老开心”。我想,顶多也就是苦中作乐吧,毕竟在他们“中学”四年的时光里,学校没有给他们开过一门像样的文化课。他们是被大革文化命耽误的一代。

不过,能够让心灵还保留一点憧憬,在严酷的现实中仍然知道人生原来可以美好,实实在在也是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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